2018年北伦敦德比中，一名托特纳姆热刺球迷向阿森纳前锋皮埃尔-埃默里克·奥巴梅扬投掷香蕉皮，香蕉皮落在他附近。一名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一瞬间，这张照片后来成为足球领域种族主义问题一个刺眼的象征。
这一行为背后的意图被广泛识别并受到整个足球界谴责。愤怒的俱乐部官员公开谴责此事，阿森纳主教练乌奈·埃梅里则强调，全球足球界“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事件。
这名球迷被罚款500英镑，并被禁止观赛4年。而在同一个赛季，英超国内电视转播合同价值达到51亿英镑。种族主义事件持续发生，相关处罚和应对却并不一致，而且往往只是处理表象而非根源。这说明，现有治理框架既未能保护球员，也未能有效震慑施害者。
在一些情况下，遭受种族辱骂的球员还被球迷、评论员和官员劝说，要把这种行为视为这项运动中令人遗憾却无法避免的现实。更令人不安的是，受害者有时还会被指责“激怒了对方”或“促成了辱骂的发生”。这种反应不仅使种族主义被进一步正常化，也把责任从施害者以及本应营造安全、包容体育环境的机构身上转移开来。
2019年，在英格兰球员于保加利亚遭遇种族辱骂后，欧洲足球协会联盟对保加利亚足协处以75000欧元罚款。考虑到欧洲足球所拥有的庞大财力，这一处罚既谈不上震慑，也难以体现机构层面的严肃态度。
足球管理机构数十年来一直在制定并推广反种族主义倡议，这些举措高度可见，也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相关做法通常包括宣传活动、公开声明、赛前仪式以及纪律信息传达，以展示对包容性的承诺。
这些措施或许能够提升公众认知，也能体现机构的关切姿态，但它们一直受到批评，因为它们未能带来有意义的结构性改变，也没有显著减少这项运动中的种族辱骂。
在英超光鲜表象之下，青训学院体系正不断把黑人和棕色人种青少年输送到欧洲。这些体系受到的监管极少，保护更是匮乏。
早在2008年，《观察家报》就曾报道，仅阿克拉一地，估计就有500家“无牌足球学院”，其中大多数由无法提供任何职业背景证明的人经营。
在马里，一些家庭向经纪人支付平均2000至3000欧元的费用，往往是他们全部积蓄，有时甚至是靠卖房筹来的钱，而这些经纪人承诺的欧洲试训机会最终并未兑现。
球场内的种族主义，使国际足联和英超这样的机构得以把自己塑造成问题的解决者，仿佛问题来自外部，而不是深嵌于它们自身结构之中。
而结构性问题更难成为宣传活动的对象，因为它本来就存在于机构内部。体育管理机构无法就自己的劳动力迁移政策发起一个话题标签运动。
2019年10月，保加利亚足协主席博里斯拉夫·米哈伊洛夫在保加利亚索非亚举行新闻发布会。此前，在一场比赛中，英格兰球员遭遇种族辱骂，多名保加利亚球迷被拘留，米哈伊洛夫随后向足协执行委员会递交辞呈。
202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的101名现役职业足球运动员中，超过一半表示存在心理困扰，而种族主义被认定为导致职业倦怠和精神疲惫的社会心理压力源之一。
这类证据并不新鲜。2020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职业足球的心理健康模型在系统性地忽视种族主义这一结构性问题，而是把每一次事件都当作孤立个案处理。各大联合会掌握这些数据，其中一些机构甚至资助了相关研究。它们缺少的，并不是信息，而是把种族主义视为工作场所安全问题而非公关麻烦的结构性动力。
足球中的种族主义长期以来被界定为伦理问题，但它同样也是职业健康问题。种族辱骂并不只是零散的侮辱，它在生物学层面留下的痕迹，与其他工作场所毒性因素并无不同。
长期暴露于歧视环境会提高皮质醇水平和炎症指标。研究人员将其称为“异态负荷”。这会带来更高的高血压、睡眠障碍和细胞加速衰老风险。这些风险适用于所有长期在种族敌意环境中工作的人。
足球运动员往往是这类劳动者中被忽视的一群。全球球员工会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202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83%的球员工会表示，辱骂和暴力直接导致会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另有88%的球员工会表示，暴力威胁会对球员场上表现造成负面影响。
然而，没有任何一家联合会把种族辱骂归类为需要系统性减缓的危险条件。针对韧带撕裂和脑震荡，相关流程早已存在；但对于那些在比赛前一晚于网上收到死亡威胁的球员，却没有相应机制。
2024年3月，在西班牙马德里，巴西队在与西班牙队进行友谊赛前训练后召开新闻发布会，维尼修斯·儒尼奥尔谈及自己遭受的种族辱骂时失声痛哭。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和此前几届世界杯一样，会在一些国际足联并未纳入考量的层面上构成风险。成千上万来自种族化群体的球员、工作人员和球迷将进入球场，而现有安全基础设施并不是为应对种族敌意环境长期累积造成的伤害而设计的。
国际足联的人权框架承诺包容，却没有承诺以健康为基础进行监测。各联合会了解相关科学证据，但它们并没有把种族主义当作其本来面目的工作场所安全问题来处理。
2026年在北美举行的世界杯，仍将带来那些标准化承诺：团结、尊重与责任。它宣称要呈现的是一场文化庆典，但几乎可以肯定，它不会带来一份坦诚的账本，说明究竟是谁从黑人和棕色人种运动员的劳动中获利，又是谁在辱骂开始时真正保护他们。
对于2026年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还会有球员成为目标，而在于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是否终于愿意点明那个让这一切几乎不可避免的体系。
在那之前，这些宣传活动并不是“失灵”了。它们恰恰完成了自己被设计出来要完成的任务：在结构维持不变的同时，管理外界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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